揭秘邓小平生命的最后时刻囧仙下凡:忍受病痛折磨却一声不吭

时间:2020-01-12 11:24:13 作者:admin

1997年2月,也即旧历丁丑年正月,全体政治局常委都接到通知不要出京,留在家中待命。不是发生了什么意外变故,而是一个既定的进程日益迫近终点:邓小平走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,医院的报告说他已经病危。自从1994年春节以后,他就再也没有公开露面了,境外的媒体就像那个总是高喊“狼来了”的孩子,至少100次说他“病危”,他却在京城里自己那个四方形的院落中,过得既舒适又洒脱。这一次没有谁说什么,可是“狼”真的来了。

只有他的家人和党的新一代领袖们知道这个消息。根据医生解释,他的心脏健康,肝脾也好,没有老年人常见的糖尿病或者前列腺炎,致命的问题发生在神经系统,这在医学上叫做“帕金森综合征”,是一种没有办法根治的疾病。“他患帕金森征的时间也长,治了十几年呢,”吴蔚然说,“到后来,越来越差。”疾病蔓延到呼吸器官,一发不可收拾。1996年12月的一个清晨,他一觉醒来,觉得呼吸不畅。按照过去多年的习惯,他本应走到卫生间里去洗脸刷牙,然后坐在一个小方桌子边上喝一杯茶,开始吃早餐,有牛奶和鸡蛋。秘书通常在这时进来,把他要用的东西放在办公室里——眼镜、手表、放大镜,还有一摞文件和报纸。他把这一天剩下的大部分时间花在办公室里。这里有一个办公桌,但他不喜欢坐在那里,通常是坐在一个单人沙发上批阅文件或者翻看报纸。他喜欢看地图,喜欢翻字典,有时候看看《史记》或者《资治通鉴》,但他更喜欢看《聊斋》。他喜欢打桥牌、游泳、看人家踢足球,但他最经常的运动是散步。他喜欢散步,对他来说,那是锻炼,是休息,也是思考。有人说这是他在“文化大革命”被贬、离群索居在南昌郊区那个小院子时养成的习惯,那条著名的“小平小道”就是他在那三年里踩出来的。现在,在京城中心他家的院落中,也有这么一条小路。每天上午10点钟,护士就会进来,提醒他出去散步。他的贴身工作人员王士斌精心丈量过这个院子,说它长50米,宽40米,绕院子一圈是188米。还说,“中国的许多重大决策,是他在那条小路上边散步边思考出来的”。可是这个早晨,他觉得自己什么也做不了了。咳嗽不止,令他不能正常呼吸,不能下咽食物,更无法完成他的这些活动。身边的医生已经不能应付这个局面,只好把他送进医院。

从他的家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(也叫三○一医院),不过十公里,可是在那一天,这是世界上最漫长的十公里了。“没有想到,他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。”卓琳后来这样说。他的车子经过京城最重要的街道长安街,经过天安门广场和中南海的新华门,经过熙熙攘攘的西单路口、复兴门和军事博物馆,一路向西驶去。这是一个非常时刻,可当时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。中南海里一些最重要的领导人,在1月份还到外地去巡视了——李鹏去了辽宁,李瑞环去了海南,乔石去了江苏和上海,朱镕基去了重庆,胡锦涛也按照计划出访南美三国。多少年来,中国人判断政治气候冷暖的一个依据,就是党的领导人是否在公开场合露面,现在看到这些人的行踪,他们就觉得天下太平,却完全没有注意到党的最重要的领导人江泽民始终坐镇京城,那些已经出京的领导人们,也不像往年那样和四方百姓共度春节,全都缩短行程,匆匆赶回京城。

从外表看上去,北京一切如常。过去100年里,这城市所经历的变故之多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无法比拟的,这造就了她的宽容、幽默、敏感和麻木。2月15日,星期六,正月初九。1000多人拥挤在天安门广场东北角上,秩序有些乱,不过,不是要闹事,而是在报名受聘北京党政机关副局长的职位。报纸上的消息说,这在全国是迄今为止“公开选拔高干”的最大动作。古老而又充满生命力的绛红色高墙上,贴着一纸告示。上面说,只有那些年龄不超过45岁、有北京城镇居民户口、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才能报名。报名地点在劳动人民文化宫,从朝向天安门广场的南大门走进去,一直深入到内院大殿,可以看到鲜红色的横幅,上面写着:“公开、平等、竞争、择优。”殿内展台密布,全都编着号码。“第七号”是市政府办公厅,“第十二号”是市政管理委员会。还有一个听上去挺新鲜的地方,叫做“北京市公开选拔办公室”,主任叫韩铁城,原先他担心没有人来报名,现在正得意洋洋地对一群记者宣布:“公开选拔的报名工作大获成功。”副局长的职位有57个,报名者共有1631人(包括1020个大学本科生、168个硕士和59个博士),都是45岁以下的年轻人。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,北京官员中间开始流传那首脍炙人口的顺口溜。它的开头一句说:“年龄是个宝,学历不能少。”这在既成的干部制度中,无论是私下任命还是公开招聘,都是一样,看来世道无论怎样改变,有些最基本的东西是很难改变的。

在接下来的考试中,33岁的周茂非对一个试题的回答,就最好地证明了中国社会中已经改变和还未改变的东西,是怎样精妙地结合在一起的。周是毕业于长春邮电学院的硕士研究生,也是邮电部北京通信元件厂常务副厂长和高级工程师,现在他告诉主考官,他希望担任北京市侨办的副主任。

“好吧,现在你当侨办副主任,”考官对他说,“有四件事在两个小时之内要同时办:第一件事是市里领导和部委领导来我们侨办视察,其中还有一位是你原来的老领导;第二件事是一位处长遭车祸身受重伤,被送进医院;第三件事呢,还有一个外商来谈判,你是主谈;第四件事,有一个急件送到你手里,要你阅处,现在你怎么办?”

周茂非把眼珠子一转就明白了考官的用心:官场行事的要点在于滴水不漏,而不在于轻重缓急。于是说他首先要去跟老领导见面问候,很虔诚地表示欢迎,委婉说明已和外商有约在先。在赴外商之约的间隙,他将紧急处理那个文件,当然也不会忘记,在这些事办完之后立即到医院去看望受伤的处长。

当时文化宫考场的话题形形色色,问者煞费苦心,答者也挺机智,可惜很少有老百姓关心的话题。那个春天,人们谈论的事情真是不少:改革何以没有更快地推进;中国人能不能养活自己;国内意识形态方面的不同意见;国有企业改革的苦无出路;城市失业问题;农民流动问题;正在出现的新贫困;农民利益的被侵犯;腐败问题;人口过剩问题;资源紧缺问题;环境污染问题;香港回归问题;台湾问题;北京西客站的建筑质量问题;海南建设中的工业污染;深圳空难;河南煤矿爆炸;北方大旱以及南方暴雨成灾;中美关系“乍暖还寒”的问题;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问题;朝鲜劳动党的要员黄长烨在北京走进了韩国大使馆;十五大谁去谁留;95岁的彭真去世;戏剧家吴祖光在全国政协的一次小组会上说,陈希同“应当被判处两次死刑”;还有国有企业的“穷庙富方丈”和“富庙穷方丈”。这后一个话题是赫赫有名的“烟王”褚时健引出来的。头发花白的褚时健因贪污被捕。一年以后被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,剥夺政治权利终身,服刑于云南省第一监狱。他的“晚节不保的悲剧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悲剧”,他的辩护律师马军在法庭上这样说,还当场算了一笔账:褚出任玉溪卷烟厂厂长17年,烟厂利税总额800亿元,而他17年的全部总收入约80万元,其比例是十万分之一,还赶不上一个影星拍一个广告的收入。“褚时健就像把小庙建设富了,还为大庙作出巨大贡献的方丈,只不过是看着灯油多了,几个人想分点回家炒菜而被发现的方丈,”马军意味深长地辩护道,“褚时健是那种十分能抓老鼠、而在特殊情况下偷吃了鱼的猫,和那种不抓老鼠专偷吃鱼的猫、那种不抓老鼠也不偷吃鱼的猫是完全不一样的,我们为什么不能在很能抓老鼠的猫没偷吃时给他一些鱼吃呢?”

那时候老百姓谈论的事情大体就是这些,可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,真正在医院里的不是什么“遭车祸身受重伤的处长”,而是一代伟人邓小平。

元旦那天下了小雪,把京城变成一片白色。对北方人来说,这意味着吉祥和丰年。可是在三○一医院,看不到一点喜庆气氛。邓小平的病房设在院子南端一栋小楼的顶层,一条汽车匝道从地面一直延伸上来。病榻周围总是站着很多人,还有些医生护士进进出出,但有时候只有随身医生黄琳和他在一起。他看到电视里面正在播放一部纪录片,就凝神看起来。有一阵子,他的精神好一些,可还是看不清楚电视屏幕上那个远远走过来的人是谁。

“那边,走过来的那个,”他问,“是谁啊?”

黄笑了:“那个是您啊。您看清楚了。”

那个人走近了。他终于看到了自己,动动嘴角,笑一笑。黄告诉他,这电视片名叫《邓小平》,是中央电视台刚刚拍摄的,有十二集呢。他什么也不说,只一集一集地看下去。黄知道他耳背,听不见,就俯身靠向他的耳畔,把电视里面那些颂扬他的话一句句重复出来,忽然感到这老人的脸上绽出一丝异样的羞涩。直到五年以后,黄还能记得那个瞬间:“不知道我形容得准确不准确,就是被表扬以后不好意思的那种感觉。”

他从早到晚陷在疾病的折磨中,难得有这样的表情露出来。黄曾见过这样的病,那是很折磨人的,有些人会呻吟,有些人会叫喊,或者跟医生护士述说怎么难受,有时候还会发脾气。可是“他是个非常坚强的人,”黄琳说,“我能体会他临终前还是比较痛苦的,但一声不吭。就是这样,而且我觉得他很平静。”他有时候昏昏沉沉地睡着,有时候异常清醒。还是不说话,他已经不再评价别人,也不再在意别人对他的评价。黄觉得他一定明白自己已经病入膏肓,问他还有什么话想说。他在1992年说了那么多话,现在总该再给中国人留点什么吧!黄这样想。可是那几个星期他没有再谈那些话题。他淡淡地回答:“该说的都说过了。”2月7日是正月初一,老人没有回家,病房的医生和护士也没有回家,都在近旁房间里守着,一呼即来。他的亲人坐在沙发上,意识到大势已去,全都呆若木鸡。整座楼一片寂静,就像是死神已经降临。警卫秘书张宝忠想起应该互道“新年快乐”,就把大家聚到一块儿。众人举起酒杯,说不出一句话,唯有泪千行。“希望咱们医务界,在新的一年里能创造奇迹。”张在心里这样说。

可惜没有奇迹。93岁的老人又挺了12天,到2月19日,呼吸功能已经衰竭,只能借助机器来喘息。医生赶紧向政治局报告,按照规则,还应向新闻界公布消息,可政治局觉得不能惊慌失措,尤其不能危及大局的稳定。在中南海的工作人员都没有看出什么异常。上午,乔石按原计划主持了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,审议了三个条约和两个协定。前一天,李鹏还会见了美国前参议员贝内特·约翰斯顿。

卓琳带着全家人来向他告别。四天以前,她就写信给江泽民,转告“邓小平的嘱托”:不搞遗体告别仪式,不设灵堂,解剖遗体,留下角膜,供医学研究,把骨灰撒入大海里。现在,她心里明白这是最后的告别了,只是非到别人说出来,她是不愿意让这种可怕的想法在脑子里面成形的。当时她只想说:“老爷子,我在喊你!你听见了没有!”可是他什么也听不见了。劳累的一生已经终止,战斗的日子已成往事。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,那时是21:08。当晚京城晴空万里,皓月当空。

最先向遗体告别的是他身边的那些工作人员。“眼睛一闭,总觉得首长还在办公室坐着。音容笑貌老是摆脱不了。”王世斌说,“说实在的,就是跟家里人一样,跟自己父母一样。”另一个人是黄琳:“他的角膜也贡献出来了,遗体也捐作医学研究,最后,骨灰也撒到祖国的大海里去了。”说着说着就又哭起来,“他什么都没有留下,所以我想只能是把他默默地装在我们心里。”他的确什么也没有留下来,秘书接到命令,把他留下的衣物全都烧了。他们带着他的内衣、外衣、鞋子和袜子,来到一座锅炉房,把这些东西一一投进炉膛,烈火青烟中,看到一件带着窟窿的内衣,眼泪再次掉下来:“这么伟大的一个人物穿着破了的衣服。谁能相信啊?”

宣武门大街上的新华社夜班值班室,得到了那份早就准备好的讣告。一阵混乱之后,大家终于想起该做什么,于是立即中断正常的新闻,把那份讣告播发出去。那天深夜,睡觉晚的人如果打开电视或者收音机,都能听到播音员哽咽的声音。

不过,大多数中国人没有在深更半夜打开电视的习惯,就算是喜欢夜生活的人,此时也正在泡酒吧呢。人民日报社有个记者听到消息,立即从床上跳将起来,跑到街上去。这时已是凌晨3点。这记者拦住一个行人就问:“邓小平去世了,你有什么话要说吗?”那人摇摇晃晃,嘴里冒着啤酒的味道,打着饱嗝,先是以为遇到拦路抢劫的强盗,后来又以为是警察,等到终于明白是怎么回事以后,他说:“是吗?我还不知道。”

不能说老百姓不关心这位老人,只能说记者的消息过于灵通,神经过于敏感。第二天凌晨,全世界都知道了。播音员在电台和电视上哀声宣告,一遍又一遍,几百个城市里面,哀乐一刻不停,公共汽车全都披着白花和黑色丝带。香港的38个地铁站,哀乐持续了十分钟。一列火车正从香港九龙出发驶往广州,忽然汽笛长鸣。在北京,三○一医院附近的五棵松路口,成了人们聚集的地方,市民知道他的灵车将从这里走过,就在那里等着。“我一定要送送他。”一位82岁的老人一边抹泪一边说,“毛主席让我们站起来,邓小平使我们富起来,都功比天高。”有一帮年轻人中竖起了一面旗帜,上面写着:“再道一声:小平您好。”事后知道这是北京大学、北京工业大学、中央民族学院的学生,他们人人手捧邓小平遗像。有个中年男子不由自主地双膝下跪,旁边一个三尺女童,双手抱着个小花圈,上面挂着挽联:“邓爷爷我想您,孙女思思鞠躬。”人群中还有个人名叫方子青,是天津武清县的一个农民,他和妻子乘汽车,转火车,赶了120公里路来到北京,直奔这个路口,站下就不走了,说是来给小平同志送行。“是他让我们吃饱了穿暖了。”他哽咽着说。

24日,星期一,早上9:34,一辆面包车驶出医院,载着灵柩,披着黑纱,在警车护卫下,缓缓西行。街两边站满人群,灵车一过,悲声四起,蓝天忽然阴云密布,哀乐徘徊在都市上空。从五棵松到八宝山殡仪馆,有2500米。笔直的一条大道,连个弯也没有。1949年共产党占领这座城市之后便拓宽了这条路,普通的百姓老爱说它是“黄泉路”,可是党的高级领导人喜欢说这是“去和马克思做伴的路”。从那以后,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走到这条路上,最早是任弼时,然后是周恩来、朱德和毛泽东,然后是胡耀邦和陈云,而这时,邓小平也在这条路上,渐行渐远。

可是没有人把1997年和1976年混为一谈。毛泽东去世时,一种压倒一切的恐惧感弥漫在全中国。那时候中国人心里想到的第一个问题是:“他领导了那么久,现在谁来领导我们呢?”可现在,中国人还会有那种恐惧升起的感觉吗?老百姓似乎挺平静,没有震动,没有抽泣,没有眼泪,也没有那么多想入非非。“他走了,总会有人来的。”一个出租汽车司机这样说着,打开收音机,里面流淌出一首新的颂歌:

我们唱着东方红,

当家做主站起来;

我们讲着春天的故事,

改革开放富起来;

继往开来领路人,

带领我们走进那新时代。

他的墓地在大海里,他的葬礼是在天上举行的,整个过程充满了浪漫情怀。在那如洗的碧空中,一架飞机孤寂地盘旋,机舱里满是鲜花的芬芳,芬芳中安卧着已经化做灰烬的伟人。他的亲属、生前好友、党的高级官员守护在左右。卓琳跟在骨灰盒后面,只等舱门开启,便一把骨灰,一把鲜花,又一把骨灰,又一把鲜花,纷纷撒向蓝天,让它们随风飘去,落在海中。毛泽东的后人把他留在天安门广场上,让后人世世瞻仰;邓小平却让自己葬身大海,从此杳无踪迹。在我们的记忆里,只有他所信任的和信任他的周恩来,和他同在一个境界中。本文摘自《变化》,凌志军著,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来源:人民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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